在社交进入“屏幕时代”的背景下，剧本杀这一新兴的社交娱乐方式，却掀起罕见的线下热潮，不由得引人注目。探究剧本杀的社交属性，可以发现“虚实相生”与“身体在场”两种角度，是构成剧本杀在纷繁多样的青年社交圈中得以流行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所谓“虚实相生”，是指剧本杀的玩家同时具有两个身份——剧本角色与现实玩家，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。玩家不会因为一个剧本就真的忽略现实，哪怕换装、精心搭建场景也不可能让他们真正地“忘我”。在对话中，玩家也随时能在两个身份间自由切换，但这种“出戏”并不影响剧本杀的整体体验，甚至成为它的一大特征，区别于文学、电影的闭环叙事，最终需要我们“淡忘”自我意识代入角色，剧本杀的叙事是敞开的。尽管“沉浸式体验”经常作为“卖点”，但事实上，剧本杀并不苛求玩家完全地代入角色，更多是通过解构虚实之间的界限来模糊主体身份。比如DM会提醒新手将“我看一下剧本”换成“我回忆一下”；再如每个玩家都会被分配角色，关系可能是“情人”“兄弟”“仇敌”，但很少有人会将角色的爱恨，投射到玩家本身身上，而游戏的“高光时刻”——指认凶手，也往往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进行。玩家并没有真正地代入角色，但无论是“回忆”细节，还是推理演绎，他们又确乎在扮演某个身份。

　　实际上，剧本杀的玩家同时也是演员，表演也是剧本杀的一大乐趣，而“表演与其说是一个戏剧概念，不如说是一个人类学概念”。表演的内容可以是剧本角色，也可以是日常生活。就像巴尔巴所言，“我们在直面体验的‘他人’时，有可能从中挑拣出‘自己’”，表演与现实既分离又联系。尤其是剧本杀中的表演语言和日常语言也几乎相同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剧本杀的虚实界限更加模糊，这也为玩家在虚实间游走提供了便利。

　　此外，剧本杀作为一种社交形式，玩家的“表演”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包含在一个“整体创作”当中，并呈现出“平等”特征。剧本杀往往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主角：即玩家们互为演员、观众（主持人则像是若即若离的“导演”）共同创作、完成了一段“虚实相生”的旅程。这似乎也贴近戏剧的原始内涵——在酒神崇拜的狂欢节上，人们戴上面具，身着奇装，纵声欢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或可说剧本杀构建了一个微型的狂欢场域，玩家得以暂时地摆脱现实的秩序与距离。这也是其社交属性的体现，“拼车”或遇到“朋友的朋友”在剧本杀中很常见，但哪怕是陌生人在“狂欢”中，也很快就能建立起一种“半游戏半现实”的相互关系。

　　这“狂欢”无疑需要“身体在场”。根据美团研究院的数据，截至2021年4月，国内线万家，可见其对当下年轻人（数据显示超七成玩家年龄在30岁以下）的吸引力。尽管线上剧本杀同样发展迅速，但仍然有相当多的年轻人，会选择线下聚会。一方面线下剧本杀能提供更优质、更丰富的服务、体验。另一方面，目前普及的技术还不能实时细致地模拟身体，比如微小的皱眉、眼神、战栗等等，而这些都可能是待“破译”的细节，或表演的乐趣所在。

　　但在这两点之外，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？面对冰冷的机器和汪洋大海般的数字信息，人们似乎本能地对“身体不在场”感到焦虑。回顾传播史，人与人的交流在突破身体的限制后，又不断趋向“在场”，寻求声音、图像乃至VR、元宇宙。我们不难发现对一些重要的事，人们更倾向于“面谈”，并不完全出于信息的考虑，而是因为“身体在场”对人类交流的特殊意义。

　　这最早或可追溯到《斐德若篇》中苏格拉底对文字的不信任，后来德里达将其展开，“事实上，修辞术专家早已成为‘诡辩者’：一个不在场的人，一个不真实的人”。在场和真实被联系起来。而电子媒介相对文字更易删改，也就更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，这种怀疑也从媒介本身曼延至其背后的主体。传播学者约翰·彼得斯认为，到了电子媒介时代，交流从克服身体触摸灵魂，“变成了跨越中介性的灵魂去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”（虚拟的剧本角色或可视作一种灵魂中介）。以上说法，似乎都表明“身体在场”暗含着某种“情感纽带”，或是“真实”的保证。玩家们约定并让渡一段时间是剧本杀开始的前提，相较“无情”的数字信号，具身交流更加连贯，也更加“亲密”，共度的时间不可复制粘贴，人也不能同时“在场”两个地方，由此“身体在场”被赋予信息之外的“不可替代的仪式意义”。

　　海德格尔曾写到，“打字机是一片没有标记的云彩”，“使人手丧失了本质地位，而人类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剥离”。随着媒介的泛滥，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“剥离”，感受到线下课堂与线上教学，现场演唱会与直播演唱会之间的差异。智能手机的普及更让虚拟世界的通道变得“信手拈来”，数字的幽灵无时不在，这不仅使我们能“脱离”身体传递信息，并形成了一种主动或被动的“依赖”。我们被“不真实”的文字、影像所淹没，身体仿佛成为一个不知如何安置的“多余物”，与之相应的是，人被“简化”成信息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而言，剧本杀可能是他们说话最多的时候，也可能是他们远离手机最久的时候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年轻人对具身交流的渴望，渴望暂时“摆脱”作为传播中介的机器，而不愿一直做赛博空间的“幽灵”。

　　在凯瑟琳·海勒看来，“身体还是幽灵”的选择背后是信息与物质性的关系变化。电子媒介不断突破物质载体的限制，延续数千年的“形态”被迅速取代，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存续感到“担忧”。起初的焦虑来自打字机对手的剥离，但海德格尔也解释打字机并不是真正的机器，而是一个“过渡性”产品。更大的焦虑来自计算机对“在场”的剥离——人是否能被首先理解为“一套信息程序”？在此背景下，曾经人们试图“克服”的身体，似乎成为一个重要且不容退让的“界线”，作为某种“生命”的确证。

　　回到剧本杀，“在场”对交流的意义已无需多言。值得追问的是，就像打字机是工具与机器之间的过渡产品，剧本杀是否也可能是一种“中间态”？如果元宇宙在技术上更加成熟，能够“虚拟”身体，让人真正地“忘我”，或者人与机器充分结合，成为“赛博格”，那么“身体在场”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些相关的问题，值得研究者继续追问和探究。